“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梁启超
一、有钱置地的魔咒
三四百年前，康雍乾统治的清朝进入国力鼎盛时期，帝都的主人厌倦了紫禁城的生活，开始在西郊寻找风水宝地，大造花园。他们利用三座小山，建造了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翁山，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通称“三山五园”。北京的冬天特别漫长，紫禁城的房子却很大，到了冬天室内太冷，因此，皇帝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些花园里，在那里办公，只是在冬至以后，才会回紫禁城养心殿住一阵子。
与此同时，山西王氏家族的后裔，也开始在自己的老家——静升，寻找宅地营造他们心目中的“紫禁城”。最后，他们利用了面朝南方的一个黄土山坡，并遵照古人建房时前堂后寝、前院后园的格式，依次有序地建起一个个独立的四合院，随后用偏门、廊道将上百个院子、上千间房屋连成一体，形成门里套门、院中有院的大院。走进院子，犹如置身于迷宫，总是在不经意地开启一扇小门后，惊奇地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院子，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曲折回环。
为了保护大院的安全，王家借鉴了紫禁城，用高大的城墙将整个大院封闭其中，并安排家丁在城墙上放哨巡逻。四合院的院子不很宽敞，甚至有些局促，而山墙很高，如此营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外人窥视院内的场景。
大院宁静安全，私密性隐秘性很强，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所推崇的曲径通幽、含蓄封闭的精神境界。 有钱就置地建房，这仿佛是中华文化的魔咒，禁锢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思维，挥霍着国家的实力。几百年前如此，当今仍然如此。
央视纪录片《徽商》的第5集“四水归堂”中有几段话，解释了商人置地的理由：
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徽商走到了十字路口，前进，还是后退？资本家和地主两种身份，徽商最终选择了后者。
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
出路有两条：一是部分资金流向产业，即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比重是微不足道的。就整个徽州商帮而论，它毕竟还是一个封建的商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走上产业革命，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将大量资金用于买田置地，变成地主，这无疑最终制约了徽商自身的发展。
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
……
“在商人资本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的地方，古旧的状态也就占着统治的地位。”徽商将部分利润输回故土，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一张死后进入祠堂的、享受子孙祭祀的入场券，不如说是对曾经帮助其商业经营的宗族势力的报偿。所以，徽商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
二、大不过太监
古代的中国讲究尊卑有序，大至建筑，小到服饰，都要和社会地位匹配，不可僭越。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建筑形式中的突出体现就是屋顶。例如，重檐庑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屋顶，只能用于皇宫或高等级的寺庙道观，民居是万万不能用这种屋顶的，否则就会受到统治者的惩罚。
古代的中国按职业主要分为四类人：士农工商。士，是指读书人，地位最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农，是指农民，因为农业是王朝的立国之本，统治者无不重视；工，是指从事制造业的手工艺者，虽然被视为“奇技淫巧”，但他们制造的工具毕竟是有用的；商，是指商人，他们靠投机倒把而获利，被视为不劳而获，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地位最低。
决定建筑形制的是社会地位，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王家大院的主人尽管家财万贯，却也不敢越此雷池半步，也只能用简陋的灰瓦盖硬山式屋顶的房子。想来也怪，这些令梁启超“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山西商人的等级，却大不过明朝的太监。
明朝的太监权利大，也很有钱，他们出钱造的庙很多。庙建成以后，就请皇帝题字，伪称“敕建”，就成了皇帝要他们造的，于是太监和庙都沾光。以北京的寺庙为例，智化寺就是明正统年间太监王振的家庙，香山碧云寺就是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造的，大慧寺为明正德年间太监张雄所建，摩诃庵是明嘉靖年间的太监赵政创建，法华寺是明景泰年间的太监刘通的舍宅，双寺是明成化年间的太监刘嘉林的舍宅。西山八大处，也都是太监所建造。作为“敕建”寺庙，房子通常很气派，不但占地面积广，很多主殿都用规格较高的琉璃瓦覆顶。以智化寺为例，藏殿和万佛阁所藏宝物，就非王家大院可比。太监为何喜好造庙呢？因为太监没有儿子，造庙可以作为他老了时候的住处。
三、等级之痛
如今的王家大院虽然备受宠爱，被称为“中国民间故宫”、“华夏民居第一宅”和“山西的紫禁城”，但受制于商人的等级，不但建筑形制受限，建筑材料受限，庭院摆设、规模也受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等级制度摧毁了多少中国人的创造力，扭曲了多少人求学的梦想？倘若当初没有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很难想象王家会留给世人什么样的惊喜。对，一定远比现在的房子更金碧辉煌、璀璨夺目，一定不仅仅是“王家归来不看院”。 无奈之余的王家主人，只能在细节上追求完美。和徽商一样，他们用大量的资金耗费在精美的木雕、砖雕和石雕上，弥补着等级之痛。
图1 悬鱼（砖雕）。悬鱼是一种建筑装饰，位于硬山或悬山式房屋的山面，垂直于正脊。因为最初为鱼形，故而称为悬鱼。悬鱼来源于《后汉书》中的一个典故：有一天，府丞送给公羊续一条活鱼，公羊续不愿受贿，就把鱼挂在屋内显眼处上，以此告诫府丞，下次就别送了。因此悬鱼可用来表示主人的清廉。（硬山式屋顶：在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没有提到硬山式屋顶，而且宋代建筑遗存中也未见，故而推测硬山式屋顶出现在宋代以后，在明清时广泛应用于南北方的住宅建筑中。因为这种屋顶的等级比较低，在皇家建筑和大型寺庙建筑中，几乎没有这种屋顶。）
图2 墀头上的砖雕。
图3 正脊上的龙形砖雕。北京的古建筑一般以吻兽为脊，而王家大院正脊上的神兽几乎都是这种砖雕，具有山西特色。
图4 书院门前的砖雕。这个院子是王家孩童读书的地方，门两侧和门楣上有浮雕梅、竹、松“岁寒三友”，岁寒三友不和百花争盛衰，不求闻达于俗世，铁骨霜枝，高洁隽逸，暗示主人的君子之清高。
图5 鲤鱼跃龙门（石雕）。石雕位于二进院的楼梯口，代表了主人对功名利禄的向往。
图6 猴子捧蟠桃（石雕）。猴与桃的组合，象征高寿和封侯拜相，马到成功。又因《西游记》中的猴王，被玉皇大帝封为“弼马温”，与“避马瘟”谐音，因此代表了对槽头兴旺，马少生病的祈祷。
图7 墙上的书卷浮雕。
图8 门枕石上的“吴牛喘月”浮雕。告示儿孙谨慎小心，不骄傲，不自馁，永当老黄牛，躬耕儒业。
图9 方形浮雕动物柱础。
图10 门上的木雕和龟背锦窗棂格。
图11 隔扇门上的石榴和牡丹木雕。石榴多子，代表了王家对儿孙满堂的生殖崇拜；牡丹象征富贵满堂。
图12 龙门雀替木雕。
图13 骑马雀替木雕。
图14 围绕王家大院的城墙。
图15 太原盆地地形图。从太原到介休这片近乎长方形的土地上，地势平坦，人们将这块平地称为太原盆地。这条蓝色的流经太原盆地河流叫汾河。王家大院就位于介休下一块更小的山间盆地内。
图16 太原盆地2000年人口密度分布图（1km×1km）。越亮的点表示人口密度越高。盆地有五条主要的交通干道，往北可去忻州朔州，往西可去吕梁，往南可去临汾，往东南可去长治，往东经井陉可去石家庄，太原镇守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不愧为太原盆地之锁钥，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再看人口分布，很明显平原地区远比山区更适合居住，人口密度也更高，图上的亮点基本分布在盆地内。
（本文的删减版已发表于《中国铁路文艺：旅游地理》2011年2月刊）
出差途中去过一次，挺匆忙的。精雕细刻，真的不亚于皇家宫廷
大院的后人们哪里去了，为什么不住了？
你应该组建一个空错行走中队！
@0.618:咱先积累经验，找到合作人。要不你推荐，对行走有点瘾的最好。
那我先报个名～
恰巧刚去王家大院回来。
王家大院旁有个更大的院落，但是其中的古建筑保护得不好，没有开发成旅游点，据说现在被一个商人买下，开发成宾馆。前面有个依稀能辨的小一点的院落，但壁垒是夯土的，已经残缺。
静升有很多这样的大院，都是家族聚居，外面有高墙围着。高高的院墙更可能是用来防土匪，如果是出于私密的考虑，徽州民居的高度也就够了吧。王家大院面朝绵山，估计土匪的老巢就在那山里。
今天也去了张壁古堡，对这种围墙的防御性能感受比较深刻。
@静:站在王家大院的城墙上可以看到你所说的大宾馆的城墙，因时间紧没进去看，还是你有探索精神。你说的没错，城墙是为了防外人侵袭。我所说的山墙是各屋顶的山墙，并不是城墙呢，为了私密考虑是我的猜测。你说绵山有土匪，这个猜测有可能，土匪总要占山为王的，受你启发，我制作了一张地形图（见正文），果不其然，王家大院四面环山，可能那些山头，土匪更多。
呵呵，曲解了你的意思~
你的地形图让我发现，这些大院老城，大都集中在汾水以东，太行山以西的平原地区，我猜想与太行八陉的交通有关。
说起来地形与建筑文化的关系，我有一点小观察。
晋北自古至今一直是古战场，如长平之战、白登之围、辽宋对峙，近代还有平型关大捷等。（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恒山山脉与吕梁山脉的军事意义。）所以谈起文化来，不外乎北魏、辽、金。虽然现在山西人基本上都是汉族，但北部不少居民的外貌特征带典型的蒙古族特征。
而晋中南比较稳定，在历史上比较多地处于汉文化的势力范围，所以能有深宅大院，有诗书礼乐的传统。
从南往北看：晋中南传统民居以硬山顶居多；过了朔州以后，屋顶的坡度减缓，有些没有瓦片，只有15°左右的平面斜坡砖顶（不知学术上怎么个叫法）；再往大同，则平顶越来越多，看起来很像甘南一带的建筑。（去过的地方不多，勉强能拿甘南打个比方。）——这是因为自南向北雨水逐渐减少。
房顶的式样与倾斜角度，往往雨水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拿我去过的几个地方说说。
四川成都附近山丘的民房，如果有屋顶，屋檐一定会延伸很长，有点热带风格的样子，因为成都盆地雨水充沛，屋檐长，雨水才不会流入屋内。江浙一带的民居，是典型的明清风格，中规中矩。山西一带雨水更少，所以很多房顶虽然像硬山顶，但只有半边，屋顶仅有半坡，雨水向着自己院子里流。或者屋顶一边斜坡的长度只有另一边的一半，这样绝大部分的雨水还是流向自己院内。到大同附近，反正没什么雨水，也不需要担心排水问题，所以平顶就行了。
你觉得这个想法对吗？
但有一点我没有想明白的是，我觉得成都的宽窄巷子和太原成立的旧民宅，房屋都比江南民居高大。在成都时，我觉得可能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建高点无所谓，但太原的民宅也建得如此高大，用同样的道理就有些难以解释了。
@静:很好的问题，深受启发。
1.仔细看太原盆地的相关地图（图16），觉得很有趣。这个盆地有5条主要的交通干道，往北可去忻州朔州，往西可去吕梁，往南可去临汾，往东南可去长治，往东经井陉可去石家庄。你认为大院老城大都集中在汾水以东，可能和八陉有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从侧面反映当时山西和位于盆地东面的中原的商业联系更加密切，明清定都北京，无疑也支持了这个猜测。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一条汾河也许就是很大的障碍。做生意为了少渡河，就把房子建在河的东面吧。（也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他们的祖先是不是更多地居住在河东？）现在呢？从图16所示的2000年人口密度分布图（1km×1km）看，平原地区明显比山区更适合居住，但汾河已经不是障碍了，河岸两侧都有不少中小城市分布。（注：古代人口数据没有找到，否则更有说服力）
2.晋中南靠近西安，深受汉文化的洗礼，所以有这些大院的风格和大同会有不同，同意你的认识。
3.雨水自南向北减少是一个概括性的认识，用屋顶样式来探讨降水量是个好办法。有些类似于物候学，即用花鸟鱼虫来推测古气候，竺可桢就精于此道。但若具体到每一个地方，降雨量的多少则和地形地貌密切相关。待我再找找这方面的资料来验证你这个猜想。
4.我也有疑问：太原的民宅不能建的太高吗？为什么？封建礼制对房屋形制有要求，对规模也有要求吗？
有可能封建礼制在清朝已经不是很严格了，就像东周末年一样，有权势者就会僭越。这又引出个疑问：这些商人是否恪守礼制？有相关的资料吗？
你查找资料的能力真强。
第四个问题我后来又琢磨了一下。
其实我对太原并没有全景性的认识。太原也有一些非常普通的老民居，我所见的所谓“太原城里的高大的旧民宅”，往往分布在府西街及建设路附近，五一广场附近也见到一些。前段地块有个核心的建筑——府东街的山西省政府，原阎锡山督军府。那么这附近的很多民宅，虽然现在破败了看上去住的都是平凡的人家，以前很可能是达官贵人的府邸，甚至是一些公共场所，修得高大自然不足为奇。
关于封建礼制对房屋的规模是否有要求，肯定是有的。印象中参观山西某大院的时候，曾听人说起，因为某屋的开间数太多，逾越礼制，所以改成了藏书楼。但这方面我也没见过什么好的资料。